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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是一名女大学生，就诊时24岁，来自福建。
刘可的家人填写面诊信息表时，详细描述了孩子从小到大的表现和症状。如果只看某些症状，如果不是过往诊断一栏清晰地写着“抑郁症、双相障碍”，可能很多精神科医生会怀疑她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据其家人描述，刘可上幼儿园开始就不爱说话，不跟小朋友玩，最爱玩的是积木。就算是玩洋娃娃、过家家，她也经常只是手上摆弄，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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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长，刘可的沟通能力进步了一些，但仍非常胆小怕事，害怕与生人接触。直到就诊时，父母说她的社交能力还是很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经常发生人际矛盾。
这些症状与孤独症谱系障碍（即俗称“自闭症”）的诊断标准有多条重合，尤其是以往所称的艾斯伯格综合征。
幸好，在面对面交流时我发现刘可虽然比较安静，但表达时逻辑正常，对答尚流畅，偶尔露出一点礼貌性的笑容。我很快就排除了孤独症的可能性。
不过，刘可也承认自己不擅交际，“情商很低”，被欺负也不敢反抗，“我从幼儿园起就不合群，这性格应该是天生的”。
初中时，刘可成绩很好，她对自己的期待也很高。但中考发挥失常，没有考上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但分数也能上另一所重点高中。可她非常沮丧，不愿退而求其次，她坚持不参加国内高考，想出国留学。
读了3年国际班后，刘可前往北欧某国读大学。但留学并不顺利，她难以适应一开始选择的专业，随后转专业，又多次与同学、教授发生冲突。
在大四的最后一门数学课考试时，刘可有一道题做对了答案，但没有按照老师教的方式来演算，老师判了错误，分数不及格。刘可交涉失败后，她放弃了这门课，无法取得毕业证。
经过这次打击后，刘可开始出现严重的抑郁症状，严重失眠，还有月经失调等躯体症状，半年后不得不休学回国。那时，她和家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抑郁症。
直到年下旬，父母带她到北京医院就诊，她先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经药物治疗后，刘可情绪有所改善。但断药后，她出现话多、语速快、兴奋、容易被父母激怒的表现，后来再到北京复诊时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并住院治疗。
刘可爸爸说，他们带孩子医院不下6、7次，每次他和妻子都非常压抑。“我自己的孩子这样了，医院里其他的父母，眼神都很迷茫，很无助，甚至有绝望，我都心疼他们”。
多次调整药物后，刘可的病情有所缓解，但社会功能一直恢复不了。父母在她面前不能提学习，不能提留学的国家，她也没法找工作，睡眠仍然很差。他们来就诊时，刘可休学已经整整一年了。
在面诊中，我详细了解了刘可的成长经历和患病后的心理活动。我个人认为她不是真正的双相障碍。她说当时感到开心、愉快，是因为遇到了一名知己，感到终于有人能理解自己。
而她频繁与父母发生冲突，这明显与父母曾对她造成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有关。
刘可的爸爸性格较温和，仅记得打过女儿一次，其余时间都比较理性。但刘可的妈妈性格较强势、脾气急，在刘可儿童、青少年阶段多次打她、骂她，不让女儿争辩，还曾经掐过女儿的脖子。刘可有很多外显记忆层面能想起来的心理创伤都是妈妈造成的。
我面诊时非常严肃地对妈妈指出了这个问题，提醒她一定要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否则孩子的病很可能好不了。妈妈当时看过了我们的很多文章，已经对家庭教育方式的改变有所意识了，我再一提醒，她脸上非常愧疚。
还有，刘可父母在工作、生活中遭受过一些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对待，对国内的社会文化、我国的体制有诸多不满，看法较偏激。尤其是爸爸，刘可说他有点像“愤青”。
相反，刘可在发达国家生活过，她发现现实中的西方国家远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也有很多文化、制度上的弊病和不公。再加上曾在国外遭受过很多心理创伤，她反而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不好，说西方国家好。
在这一点上我也提醒刘可父母要更加深入、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文化，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并推荐给他们一些有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