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周建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先生所耽误》。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在文章里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矛头直指为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周建人在文章中披露，须藤五百三曾经是日本军医官，在日俄战争中出过力，因为昼夜医治伤兵，用X光机过度频繁，导致生殖腺受了损伤，一生不曾生育。此外，上海当时有一个侵略团体，名为日本在乡军人会，须藤是副会长。可以说，须藤是一个妥妥的军国主义者。鲁迅虽然与日本人民友好，但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而须藤当时是侵略团体的负责人，周建人便劝鲁迅不要找须藤看病了。但鲁迅认为中途改变医生不妥，因此没有再请别的医生。
鲁迅先生是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因肺结核复发，医治无效而离开人世的。但是，鲁迅死得很突然，10月17日上午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午后又外出访问友人，并到内山书店去了一趟，回来时天色已黑。鲁迅去内山书店造访老朋友内山完造，碰巧内山不在家，他还留下便签，请他通知须藤医生方便时去查看一下病情。
当天傍晚回来后，周建人去看望，鲁迅精神很好，还与他商量搬家的事。不料当天夜里，鲁迅气喘复发，后经须藤注射，不但没有见效，反而加重病情，只有两天时间，就在19日凌晨5时20分去世了。
这位须藤医生年从日军退役后，便在上海开设医馆行医。年代开始与鲁迅交往。当时，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哮喘病久治不愈，别的医生开药控制不住。年3月，内山完造便推荐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内山书店的医疗顾问须藤给周海婴看病，很自然地也给鲁迅看病。须藤给鲁迅父子看病的时间长达三年半，看病总的次数在次以上，按说对鲁迅的病情非常了解。
据周海婴回忆，鲁迅认识须藤的时间似乎更早，因为在年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写信给须藤先生的记载。之后，鲁迅还送过须藤几本书，互相之间馈赠过礼品，请过饭，明显超出一般病人与医生的关系。鲁迅当时肺结核的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据专家说，即便是一个实习医生也能诊断出来，更不必说资深的、对病人有相当了解的老医生了。然而须藤在为鲁迅诊治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来提到过鲁迅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察化验也“疏忽”了。
鲁迅日夜写作，喜欢抽烟，亲友们都知道他经常咳嗽肺不好。早在日本求学时，21岁的鲁迅就开始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一夜下来，烟头常常插满了烟缸。在人们熟知的鲁迅作品《藤野先生》中，鲁迅就对自己一边抽烟一边写文章的习惯有所描述。鲁迅的吸烟史长达35年，平均每天50支香烟，直到逝世那一年，才减为每天15支。
年开始，56岁的鲁迅病情日渐加重，体重最轻时只有37公斤，亲友们都十分担心。年春，宋庆龄跟史沫特莱曾介绍美国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结核性肋膜炎，并提出了治疗方案：“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需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会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
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时，邓肯医生表示：“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之后，鲁迅还是去了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了邓肯医生的诊断。鲁迅还是决定让须藤继续看病，而须藤却对邓肯的诊断不置可否，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为时已晚。
据鲁迅遗孀许广平回忆，在给鲁迅治疗过程中，须藤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治疗，而是注射一种激素类针剂，表面上让病人自我感觉舒服一点，但也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国内医生并不熟悉，因此也无从判断。
鲁迅临终前一天，病情很是危急，呼吸急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家人问须藤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到了第二天凌晨，鲁迅明显已经难以支撑了，日本护士两手左右摇晃他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他恢复跳动，但根本就毫无效果。而在这最后的过程中，任凭鲁迅的病情如何危急，须医院急救的建议。而只是让鲁迅在家里挨着等死。
年10月，鲁迅去世，距离邓肯医生的诊断正好半年。鲁迅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但这份报告明显跟事实不符，最明显的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十分可疑。
许广平回忆，须藤曾代表日本方面请鲁迅去日本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要搬到法租界住，是否有什么预感，因为距他逝世很近，也就无从得知了。
鲁迅去世后，悲痛欲绝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等一起商议丧事的安排。许广平派内山书店的一位职员去通知胡风。得知噩耗的冯雪峰、宋庆龄等人也赶来吊唁。经冯雪峰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万国殡仪馆承办，并拟定了一个9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矛盾、萧三。当时在延安的毛主席被列入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之中，但绝大多数国民党的报纸并未刊登。
鲁迅的逝世，在上海，在全中国，甚至在外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了悼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了三封电报。一封发给许广平，一封发给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一封《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政府给鲁迅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鲁迅家属及治丧委员会的意见，10月20日、21日两天及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佩黑纱、戴白花，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鲁迅做最后的告别。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均来吊唁，但来吊唁最多的还是青年学生，他们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对鲁迅先生充满敬仰之情。
年的10月22日，上海的街头，挤满了人群。这一天他们都是因为一个人而来，那就是鲁迅。这些群众，没有预约、也没有收到邀请，完全是自发性地跟着鲁迅先生的灵棺走了数十里的路，一直到了万国公墓，很多人都不愿离去。蔡元培主持葬礼，沈钧儒致悼词，宋庆龄、胡愈之等人发表了演讲。为鲁迅扶灵的有聂绀弩、胡风、巴金、张天翼等人。
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就过会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仆将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然后盖上石板，覆土。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歌声。
鲁迅先生被安葬后，上海报纸上刊登的许广平的哀词，表达了她对鲁迅的深厚感情。许广平写道：“悲哀的雾团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天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不久后，周建人收到一封从交通大学寄来的信，署名为罗XX。他猜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所谋害，并要求周建人如果查无实据，要替他保守秘密，不要宣扬他的这种猜测。因为当时确实无凭无据，周建人便将这封信烧掉了。而跟鲁迅交往颇深的须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了。
再到周海婴生病，周建人曾问内山完造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
解放后，周建人去上海打听须藤的情形，发现早已不知去向，他猜测可能早已随日本军队撤走无从查考了。许广平多次东渡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曾见到过许多旧日的老朋友，也包括曾为他们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唔各叙别后的艰难生活。但奇怪的是，与鲁迅家关系非同寻常的须藤医生，却从来没听到谁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注重礼节，许广平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须藤竟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许广平只是间接听说，须藤还活着，仍在行医。
事实上，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届日本民会议员，年才随战败遣散回国的日本侵略军回到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年去世。
年2月22日，在鲁迅逝世48年后，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医院邀请本市著名肺科放射科专家、教授，参加“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专家们研讨的，是鲁迅先生在年6月15日拍摄的胸部X光玻璃片照片。
专家们认为，鲁迅先生患两侧慢性开放性结核，右侧结核性胸膜炎，病情属于中等程度。因此，肺结核病不是直接造成鲁迅先生死亡的原因。从X光片上看，鲁迅先生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由此形成肺大泡。结合鲁迅先生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脸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左侧胸部下半部有高而紧张的鼓音，心脏越过右界等记录，大家认为鲁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侧肺大泡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引起死亡。
内科医生出身的鲁迅研究学者周正章撰文《鲁迅死因新探》分析，鲁迅在年3月26日给母亲写信：“至于气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将来是否不至于复发，现在尚不可知也。”鲁迅56岁才第一次有这样的气喘，而第二次再发就成了不治之症，实属罕见。当时，须藤的诊断是支气管喘息症，而周正章则认为，鲁迅三月份的这次很可能就是一次气胸的发作，不过因为裂口不大，肺脏收缩后自动闭合。其实，鲁迅所患的并不是不治之症，而须藤的误诊耽误了治疗，以至于到10月份再复发时，已经回天乏术了。
对于须藤的误诊，鲁迅家属和研究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至于其中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却是无从查知了。但就像许广平在哀词中写的那样，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希望我们铭记鲁迅先生为国人，为民族做出的贡献，铭记鲁迅精神，铭记那面“民族魂”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