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社科文献社科文献
下文节选自《启蒙视角下民国楚剧文学现代化历程述论》，胡非玄著；摘自《武汉学研究（年第2期/总第6期）》，涂文学主编。
启蒙视角下民国楚剧文学现代化历程述论
胡非玄
楚剧产生于晚清湖北的*陂、孝感地区，但命名、长足发展及走向兴盛却发生于清末民国的武汉，并成为武汉的重要剧种之一而与京剧、汉剧三足鼎立，所以，对于楚剧的研究也大略可以归入“武汉学”研究的范畴。因此，本文尝试聚焦于民国楚剧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以期丰富“武汉学”的研究。
之所以聚焦于楚剧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是因为目前所有关涉楚剧文学的文章，均未能给予民国时期的楚剧文学发展以详细的梳理，即使是相关的志书、著作、史料集等亦是如此，如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楚剧志》、年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重订版《楚剧志》、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志湖北卷》、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湖北戏曲概览》、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戏剧》、20世纪80年代湖北戏剧工作室出版的《戏剧研究资料》等，也只是对民国时期楚剧的某些剧目加以介绍，并未进行详细的“线性/历时性”梳理。这一定程度上缘于很多民国楚剧剧本未能被发现，但确实是楚剧文学研究的一大憾事，故笔者根据搜集的民国稀见楚剧剧本，结合现有的楚剧剧目研究，以“启蒙性”为标准，拟对民国楚剧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给予分期梳理和扼要评论。
《汉口民国日报》上的楚剧演出预告
（图源《楚剧图文志》，湖北省图书馆馆藏）
一启蒙：楚剧文学现代化的核心视角
楚剧文学现代化的观照，可以从剧本体制、叙事方式和思想内容等若干方面展开，但鉴于文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作品思想的建构来形塑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民国又是一段思想动荡激变的历史时期，因此“思想性”当是观照楚剧文学现代化历程的“核心视角”。那么，楚剧文学的现代化首先是其传达的、建构的思想的现代化。既然如此，什么样的思想才属于现代化的思想？根据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民国中华民族的时代需求看，具有“启蒙性”的思想才属于现代化的思想，因为从上至下的启蒙，才能唤醒沉睡的当局和民众，才能鼓舞中华民族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复兴强盛的理想。事实上，早有学者将近代的历史视为启蒙运动史了，比如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就将近代的启蒙分为五个阶段，即洋务运动阶段（19世纪后半叶）、维新运动阶段（清末）、新文化运动阶段（五四前后）、新社会科学运动阶段（20世纪30年代）和新启蒙运动阶段（抗战时期）。不夸张地说，从思想变革角度看，“启蒙”乃是近代的思想主潮和时代主题。
那么，哪些思想及行为在民国时具有启蒙性呢？近代社会的两个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故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及行为都具有启蒙性。不过，当前的关于戏剧现代启蒙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反封建、反专制”层面，比如，长期致力于戏剧现代性研究的学者董健，在其《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一文中对启蒙精神及戏剧的现代性进行了阐释：“在现代，启蒙普遍被理解为：在‘己域’讲个性、讲自由，在‘群域’讲民主、讲法治；把人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来，从被束缚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之融入个性有自由、国家有民主这样一种和谐的现代文明，‘人’成为现代之‘人’，‘国’成为现代国家。”可以看到，这段话主要从“反封建主义”的层面阐释启蒙的大致含义：追求个性、自由、民主、法治、理性等思想，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但是，鉴于晚清民国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以追求民族独立的历史阶段，抗战也属于晚清以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承续，也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承续。正如陈唯实在《抗战与新启蒙运动》里所论：“现阶段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就是我们最凶猛的敌人，如不对这凶*坚决抗战，就只有亡国灭种……只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才能得到解放独立，中国社会才能得到新的前途。”因此，尽管抗战中断了民族工业和社会经济的现代进程，但并不能因此判定抗战就逸出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能因此判定宣传抗战就不具备启蒙性，因为抗战并未中断中国社会*治和思想的现代进程，而且宣传抗战也具有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启蒙意义。因此，民国时期，所有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反专制、反礼教、反迷信、反包办婚姻、反保守主义的思想及行为，以及宣扬民族精神、宣传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该具有启蒙性。同样，能够主动表现和建构这些思想的楚剧文学乃至戏剧文学便是具有启蒙性的文学，便是积极进行着现代化的文学。
以此来看，五四之前的楚剧文学缺少对启蒙性的主动表现与建构，只是客观上具备少许朴素的反封建思想。年楚剧进城（进入汉口）之前，长期活跃在民间的、以农民闲暇自娱演出或商业演出为主的楚剧，不具备接受西方启蒙思想洗礼的条件，因此多为反映当时村民日常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的剧目，主要有《白扇记》《蔡鸣凤辞店》《吵嫁》《吃醋》《大反情》《吊孝》《何氏劝姑》《花拖柜》《秦雪梅观画》《十里凉亭》《双十二想》《送端阳》《讨学钱》《挖鳝鱼》《小反情》《小姑贤》《游春》《喻老四拜年》《张监生调情》等。从年楚剧进城到五四运动期间，楚剧主要依靠汉口租界的庇护而进行商业演出，除了沿用之前的剧目外，新移植的一些剧目也主要是应对商业演出的需要，故常演的剧目为“三个辞店四个楼”，即《蔡鸣凤辞店》《张德和辞店》《胡彦昌辞店》《东楼会》《西楼会》《花楼会》《云楼会》。可以说，正是因为此时期楚剧文学仍旧不脱日常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的窠臼，进城后的楚剧仍然被视为“花鼓淫戏”，甚至年时武汉当局准予楚剧界登记为“花业公会”，后因楚剧界极力反对才准予登记为“湖北进化社”。总之，五四前的楚剧剧目大致为两类：第一类是家庭伦理剧，即表现普通百姓家庭伦理道德的，诸如妯娌姑嫂关系、讨账要钱、母子劫后重逢等，以《白扇记》《何氏劝姑》《讨学钱》为代表；第二类是情爱剧，即描写和反映民间普通男女曲折情感故事的，甚至不乏偷情、滥情的情节，以“三个辞店四个楼”为代表。这两类剧目很难找到明显地、主动地表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内容，只是情爱剧中男女双方对情的自主追求，客观上有一定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意味，因此说具备一定的朴素的启蒙性。因此说，从启蒙角度考虑，至少在五四运动之前楚剧文学并未开启现代化之路。
不过，清末民初的社会语境和戏曲生态，为楚剧文学走上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首先，被赋予强烈的“启蒙民智”功能的清末民国戏剧改良运动，于清末民初波及武汉，一批改良京戏活跃在武汉的戏曲舞台，比如表达戒掉鸦片以自强思想的《黑籍冤*》《醒世图》，表达爱国救国思想的《新茶花》等。其次，在戏剧改良运动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汉剧于五四前后移植改编了一批带有反皇权思想的、宣扬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剧目，如《屈原投江》《疯僧扫秦》《蔡锷脱险》《打灶神》《未央宫》等。最后，于年4月来汉口演出的西安易俗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演出了大量的改良剧目并获得了当时武汉戏曲界和报评界的好评，促使楚剧开始移植这些改良剧目，比如《软玉屏》《蝴蝶杯》《三滴血》《蜜蜂记》等。正是在这种语境和生态刺激下，当大革命到来时，楚剧文学终于迈出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原标题：《启蒙视角下民国楚剧文学现代化历程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