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半夜鸡叫》，将周扒皮这一地主恶霸的形象塑造的活灵活现，作者高玉宝也被人们亲切的称为“战士作家”，这篇文章也足足影响了我国的三代人。
但年，“周扒皮”原型的曾外孙孟令骞却表示，自己太姥爷（曾外祖父）从未做过“半夜鸡叫”一事，且他并不是靠剥削发家的。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误会，不由得令人深思。
一、生逢乱世，高玉宝受尽压迫盘剥
年4月，高玉宝出生在辽宁省复县山区的太平村孙家屯，年幼的高玉宝从长辈们口中得知，高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三省人，老辈上的先祖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对铁匠哥俩。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这对哥俩在老家挣不到出路，只得背井离乡一路北上，从山东途径河北，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辽宁一带，最终在此地定居生活，到高玉宝时已经是第六代。
高玉宝刚长成个半大孩子，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便强占了富饶的东三省，当地的普通百姓们也只得咬牙在日本侵略者、汉奸跟地主恶霸的手底下讨生活，高玉宝一家的日子自然像是胆汁拌了黄连一般苦上加苦。
眼看着身边富裕人家的孩子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比他们还长上几岁的高玉宝，却只能在学堂外眼巴巴的看着他们摇头晃脑的读书。为了给自己争到一个上学识字的机会，高玉宝也只得不停地在母亲面前哭闹，希望母亲能把自己送进学堂。
但小小年纪的高玉宝却不知道，由于父亲身体孱弱，大半辈子的存钱早已被花去了大半，日本人的狗腿子汉奸跟地主恶霸们又时常来到家中讨要税钱，家中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为了断掉高玉宝想要上学的念头，母亲只好一把把儿子搂进怀里，带着哭腔说道：“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们家穷得没有米面下锅，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哪里去弄钱供你上学！”
看着泪水涟涟的母亲，懂事的高玉宝彻底把上学念书这件事给深深压在了心底，但高玉宝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父母辛劳了大半辈子，却始终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什么每年种出来的粮要分出那么多来交到地主老财们手里去，为什么家里要不停地给保长纳税。
带着这些疑问，高玉宝像往常一样挎着竹筐去山上打猪草，但回家时却依旧没有抵挡住上学的诱惑，鬼使神差般将脚步挪到了学堂门口，如痴如醉的听着同龄孩子们的朗读声。
一位姓周的老师在看到周玉宝这样认真后，也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来到高玉宝家告诉高玉宝母亲，可以直接把高玉宝送到学堂来，自己免费授课。
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母亲喜出望外，连忙翻箱倒柜从箱笼中取了几块破布，连夜给高玉宝缝了一个书包。
背上书包后的高玉宝神气的在家中走来走去，心都飞到了学校里，坐在教室里的他也听得分外认真。但好景不长的是，村中的保长盯上了高玉宝，在从学校中把高玉宝捉出来后，高玉宝便开始被打骂着给他家放猪。
由于高家被地主恶霸们剥削到毫无生路，高家人只好来到大连谋生，全家人都挤在了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的一个窝棚里。
但这时的大连已经沦陷在了日寇手中，穷人们此刻来到大连无异于是羊入虎口。日寇、汉奸、巡捕像是悬在普通百姓们头上的一把剑，稍不留神便会被伤到体无完肤。
刚满九岁的高玉宝无处可去，也只能四处捡破烂、拾煤渣、捞海菜，高玉宝偶尔在街上捡到几块西瓜皮时，都不舍得一个人吃完，而是带回家中跟家里人一起吃，在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中，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在这段艰难岁月中，高玉宝接连失去了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就连高玉宝也差点死在日寇手中。
直到日本于年向中国人民投降后，高玉宝才从当初被日寇控制的大连复县华铜矿中被解救出来，尽管这时候的日本人已经被赶回了岛国老家去，但国内解放战争却还没有结束。
已经二十岁的高玉宝在我党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盘踞南方，高玉宝也开始跟着大部队一起南下作战，由于行军作战时非常辛苦，高玉宝便发挥起了自己的“说书”特长。
早在大连讨生活时，高玉宝便在说书艺人旁边打过零工，因此高玉宝对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更是手到擒来，久而久之，高玉宝也便成为了军中的“说书大王”。但让高玉宝这个说书大王苦恼的是，尽管自己在讲起故事时滔滔不绝，但却不会在纸上写字。
高玉宝在小时候虽然上过一个月的学堂，但识字数量却依旧非常有限，当高玉宝成为一名警卫员跟通讯员时，便需要承担起为同志们派送信件的任务。
由于认字太少，高玉宝在派送信件时经常会忙中出错，尽管战友们不会因此而责备高玉宝，但高玉宝还是会感到内疚自责。赵玉宝也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学会认字写字，让自己尽快成长。
但当时的战士们大都是苦出身，他们枪杆子虽然耍的厉害，但在捏起笔杆子时总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玉宝灵机一动，虽然每个战友们识字都不多，但每个人认识的字却都不一样，只要自己多请教几位战友，总能多认识几个字。
打定主意的高玉宝也开始走上了“以物易物”的学习道路，当高玉宝向战友们学写字时，战友们总是先让高玉宝给他们讲上一段小故事。
就这样，高玉宝开始用说书故事“换”字，把字换过来后，高玉宝就开始蹲在地上练，每当在练字这件事上犯困时，高玉宝就会使劲往自己身上掐一把，好让自己清醒过来。
练字时缺纸少笔，高玉宝就用大地作纸，尖锐的石块跟树枝当笔，每当行军队伍停下来后，高玉宝就会蹲在路边写写画画。
就在高玉宝在发奋学认字时，高玉宝读到了一本名为《少年毛泽东》的故事集。在这本书中，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些耕田汉的故事呢？
二、有恒心，“半文盲”也能写小说
毛主席的这段话更是说到了高玉宝心坎儿里，高玉宝想起自己年少时遭受的苦难不由得鼻头一酸，当即便决定，既然没有人替耕田汉写故事，那就自己写。
但当高玉宝真的动笔时，一系列的困难便接踵而至，由于高玉宝目前认识的字实在是太少，一句话中高玉宝有一大半的字都不会写。
埋头苦思了一番后，高玉宝当即决定，既然自己写不出来那就把字给画出来。当高玉宝结束完一天的信件收发工作后，便在一盏小油灯下摊开纸，手里捏着一根小铅笔头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写到“日本鬼子”四个字时，高玉宝便被其中的“鬼”字给束缚住了手脚，但高玉宝灵机一动，三两下便在纸上画出一个小骷髅头，用来代替那些可恶的小鬼子。
写到蒋介石的“蒋”字时，由于“蒋”的笔画太多，高玉宝便根据他从战友那里听来的蒋介石面部特征，用光头来代替；写“半夜鸡叫”四个字时，高玉宝先是画出了半个窝窝头，以此来代替“半”字，夜晚则是几颗星星，而“鸡叫”则是一只张着嘴巴的大公鸡。
尽管这个属于高玉宝的创作环境极其艰难，但高玉宝却依旧每天都挤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进行写作，没有桌子供自己写字时，高玉宝就把纸放在膝盖上继续写。
部队中的一位宣传干事单奇在了解到高玉宝的情况后，不由得对高玉宝大加赞赏，希望高玉宝写出的书未来可以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激励更多人。
一次高玉宝在挥笔写作时，突然又碰到了几个不认识的字，就当他准备去向战友们请教时，突然碰到了正骑着马的纵队司令员吴克华。
为了能尽快弄懂这几个字的笔划，来不及细想的高玉宝一路小跑到吴司令面前站得笔直，在敬了个军礼欧，高玉宝大声请教到：“首长请您停下，我想问您几个字！”
由于吴司令正有工作要忙，一旁的警卫员不由得有些心急：“你知道你拦的是谁的马吗，这是纵队司令的马！”
但吴司令却没有丝毫生气，在听到高玉宝的请求后便翻身下马，大步向高玉宝面前走去。一旁的高玉宝在看到不停向他使眼色的警卫员后也不由得有些心虚，害怕自己这么冒失会耽误司令工作，不由得低下了头。
走近的吴司令却没有生气，而是非常和蔼的问道：“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想要问什么名字啊？”高玉宝这时胆子也大了起来，立马将自己问题全盘托出，吴司令也都耐心的一一解答。
三、回溯原型，“周扒皮”对家人也吝啬
在高玉宝的努力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写作后，高玉宝写成了一本25万余字的小说（大鼓书板式）。年1月28日，高玉宝终于在广东潮州乌羊市写下了小说《高玉宝》的最后一个字。
这本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书画结合”，当这本书顺利完稿后，立刻便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让这本小说的可读性更强，部队同志协助高玉宝一起，将这本书整理成了章回体小说形式，高玉宝也趁此机会开始不断学习文化知识。
上级领导为了帮高玉宝润色小说原稿，便派作家郭永江（笔名荒草）替高玉宝整理小说。在郭永江的帮助下，小说《高玉宝》也在不久后顺利出版。
当这篇凝结着血与泪的作品一经推出后，不出意外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高玉宝也因此被毛主席跟周总理亲自接见。
当高玉宝被周总理介绍给毛主席时，周总理是这样评价高玉宝的：“这是我们的战士作家高玉宝！”
《高玉宝》这本小说经过多次出版后，其中《半夜鸡叫》这篇文中更是被选入了小学课本，书中的地主恶霸周扒皮也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在《半夜鸡叫》中，地主周扒皮与家中长工签订了卖身契，并在上头白纸黑字的写着：长工们鸡叫就得起床干活劳动。
由于当时还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鸡叫声跟日落时间便成为了长工们每天上工下工的时间标志，黑心的地主周扒皮为了压榨长工们的劳动时间便在半夜的时候学鸡叫，催促长工们下地干活。
由于小说《高玉宝》的主人公就是高玉宝本人，因此人们也将书中的周春富对应到了辽宁复县的一个地主“周春富”身上，当读者知道“周春富”竟然在半夜学鸡叫压榨长工们的劳动时间时，不由得大为愤慨，随着《半夜鸡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们对于周扒皮的愤恨也是有增无减。
但周春富的后人们在得知“周春富”在《半夜鸡叫》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后，也不由得对作者高玉宝本人有些不满。
在年，周春富后人的回忆中，这位曾外祖父一直以节俭闻名，甚至可以称之为“吝啬”，他不仅对自己抠门，对家人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还为此定下了几条家规。
每次到饭点时，周春富便会在饭桌上对着子女们耳提面命，吃饭只能吃八分饱，这样吃进去的饭才能变成力气，如果多吃两分的话，这多出来的两分就会变成没用的臭屎。
当嫁出去的女儿回家看望父母时，周春富会在晚饭前把女儿“赶”回婆家，因为如果女儿再多留一刻的话，就会多吃一顿饭。而上一顿吃剩下的粉条也要放在院子里风干，第二天拿出来继续炖菜吃。
正是靠着这样极致的吝啬，周家在年左右便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户，家中也积攒起了将近亩地。即便周家子女众多，但在农忙时却依旧人手不够，周家也渐渐开始雇佣长工短工。
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周春富在“吃”这件事上对家人们非常严苛，但对于工人们却还说得过去。
一位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老人孔兆明回忆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而周春富对长工们也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不准穿红挂绿，二是庄稼活儿一定要做得好，不能误了收成。
根据曾在周家工作过的长工回忆，周家并没有发生过半夜鸡叫这种事，书中的周春富也跟现实里的周春富有较大出入。
四、半夜鸡叫，究竟孰是孰非
一些学者在了解到“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后，也开始对鸡究竟会不会半夜啼叫一事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位在大连地区养鸡多年的畜牧专家表示，如果想要公鸡打鸣必须要满足成年公鸡跟自然光感刺激两个条件才会打鸣。
根据农业信息显示，辽宁南部地区的农村锄地（需要雇佣长工的农忙时段）一般在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到夏至时节，这一时间段的黎明时间则在凌晨三点半左右。
当畜牧专家得出这一结论后，再与《半夜鸡叫》中的半夜三更即午夜十二点进行对比，认为公鸡在午夜打鸣的可能性很小。
而一些农业方面的学者则指出，农民在黑灯瞎火的田间是不能正常进行农业劳作的，因此即便用鸡叫声强行把长工们唤醒，长工的工作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长工也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睡觉。
尽管畜牧业跟农业方面的学者都对“半夜鸡叫”的科学性跟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以此来怀疑“半夜鸡叫”一事的真实性。
但有相关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尽管公鸡在半夜三更打鸣的几率很小，但却并不是没有，一些公鸡确实会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扯开嗓子打鸣。
而在高玉宝及辽宁瓦房店当地人回忆，由于当地的耕地资源较少，因此大多数人都会在山坡上开荒。再加上这些山地离村庄较远，因此光是赶路就会花费不少时间。一些地主为了长工能按时上工，便会故意压缩长工的休息时间，故意让长工早起，以便能提早赶路。
因为《半夜鸡叫》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巨大，“周扒皮”三个字也成为了地主恶霸的代名词，再加上高玉宝年轻时确实在一个名叫“周春富”的地主家中做过木工，因此人们也将文章中的“周扒皮”带入到了现实中的周春富身上。
由于《高玉宝》小说经过了多位同志的润色删改，在不少地方已经与高玉宝的第一稿小说有了较大出入，对于这种状况高玉宝不由得有些顾虑，因为高玉宝担心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看到这本名为《高玉宝》的小说时，会认为他在编故事。
协助高玉宝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郭永江听到高玉宝的担忧后，立刻向高玉宝解释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周玉宝当初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由于不了解小说的创作模式，便将现实中的人物名字用到了小说中去。因此早在年时，高玉宝特意找到了周春富的儿子，跟他解释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
也就是说，高玉宝在此时就已经分清楚了真实人物跟艺术人物之间的区别，小说中的周扒皮只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封建时期无数个地主恶霸形象的高度凝练，而不能将书中的周扒皮特指现实中的周春富。
但一些不了解事情前因后果的读者们在听说“公鸡不会在半夜打鸣”后，便开始质疑《半夜鸡叫》的真实性，接着便开始质疑现实中的地主老财是不是真的像《高玉宝》中所描写的那样缺德无良，甚至开始妄想为封建地主们“翻案”。
但当我们翻开历史书时，不难发现封建地主的发家史就是普通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湖北鄂城县一位刘姓村民由于急需用钱，便借了当地地主串铜钱，但短短两年的时间过后，这串铜钱便已经利滚利成为了串。
走投无路的刘家人为了补上这个天大的窟窿，便把家中的房子给抵押了出去，可即便如此，当地主老财拨完算盘珠子后张口冷冷的告诉刘家人，他们依旧欠钱串，刘家的顶梁柱也因此被逼死。
但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刘家活着的人还需要继续做苦力还钱，但不管刘家人怎样努力，他们的挣钱速度却依旧赶不上利息增长的速度。
几年后，当初的“欠钱串”已经变成了串，而刘家人也几乎被这一天文数字给害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因为一次简单的借贷，刘家人便在地主的设计下，背上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巨额债务，最终导致了一个小农家庭的破产。
而刘家人的悲剧，也不过是封建社会下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他们承受的来自地主阶级的压迫我们现代人更是难以想象。
《半夜鸡叫》虽然只是一篇小说，但高玉宝却对地主老财的形象进行了犀利揭露，那些曾经剥削人民的地主老财也要永远的被人民审判。
结语
而读者在阅读《半夜鸡叫》时也不能将周扒皮与现实中的周春富混为一谈，因为周扒皮是对中国封建地主形象的一次高度凝练，代表了旧社会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戕害，而周春富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人。
但用现实中的周春富来否认“周扒皮”，否认封建地主恶行的观点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实永远比小说要惨烈上千倍万倍，那些封建地主的恶行也是罄竹难书，地主的每一次剥削都是在割穷苦人的血肉。
周扒皮的故事可能不会集中发生在一个村落中，但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全国，正如高玉宝老人曾言：“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
或许这个问句可以直接被改为陈述句，因为当我们翻开那本浸着劳动人民血与泪的封建史时，会发现封建地主无数类似“半夜鸡叫”的故事，曾经真实的上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