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白癜风全面升级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5782235.html郑庄公去世不久，被誉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便登上了争霸战争的舞台。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年)即位，齐桓公当年在乾时(山东桓台干时水支流)大败鲁军。他为谋求充当中原霸主，用原政敌公子纠的谋臣管仲为相，主持国政。管仲主张先求富国强兵，然后再向外发展。齐桓公因乾时初战获胜，过高估计了齐国的军事力量，不听管仲的意见，在乾时战后三四月，即率军攻鲁，在长勺被鲁军击败。他仍未接受教训，当年(公元前年)又联合宋并攻鲁。鲁军以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乘丘先败宋军。齐桓公才“知难而退”，迅速撤军。
长勺之战，是中国先秦战史上著名的后发制人战例。
鲁庄公在曹刿辅助下，采用“敌疲我打”的战术，在“齐人三鼓”后士气衰竭时开始进击，获得胜利。不少著作在记述这一战斗过程时，说齐军“三次冲锋”或“再三地冲击”后，鲁军才开始反击，有的甚至说鲁军“坚守阵地”，击退齐军三次冲锋……等等。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假如在商代以步兵方阵作战，确有可能，因当时是大密集形的一单元方阵，前列战士一手持盾并列组成盾墙，一手持兵器格斗。击刺六七次后要整顿一下队形。即使将敌军杀伤，也不允许逾列追杀。前列战士伤亡，后列战士补上。若经多次击锋仍不能冲破敌方阵队形时，可能在统一指挥下稍退一段距离进行整顿，然后再发起第二次冲锋。但在以车战为主的春秋，则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冲锋，意味着格斗，而战车兵的格斗，必须两车相错时兵器才够得上敌车上的战士。如果已经冲入敌阵发生了格斗，则不论是受挫还是得势，都不叮能、或不必要使战车退出来重新组织第二次冲锋。春秋初期，仍然是“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的传统战法。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相隔一段距离列队，同时击鼓相向推进。前进一段，鸣金停止，稍事整顿，再二次击鼓前进，步伐较前稍快。相互进至弓箭射程边缘时，再鸣金停止，做冲锋准备。第三次击鼓，“车驰徒走(跑)，一面射箭，一面呐喊着冲锋前进。齐军第一、二次击鼓前进时，鲁军坐阵不动，直到齐军第三次击鼓开始冲锋时，鲁军才开始击鼓冲锋。
齐军第一次击鼓前进时，体力既好，士气也离，但当他们突然发现鲁军并未按惯例前进时，必然产生惊讶；第二次击鼓前进，鲁军仍按兵不动，必然更产生疑虑。同时因鲁军不动，齐军行进的距离也相对增加一倍。对乘坐战车的甲士来说，影响不大，但对执矛持盾，承受着几十斤装备的车下甲士和步兵来说，则相当吃力了。勇气和力气将有所下降。至第三次击鼓冲锋时，体力已损耗很大。生理上的疲劳影响心理上的平衡；而鲁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体力、勇气都处于最佳状态，和齐军相比，当然正如曹刿所说是“彼竭我盈”了。
西周《军志》已有“后人有待其衰”的原则。曹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敌疲我打的方针的。从中可以反映出曹刿的军事思想已具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首先他意识到强与弱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道理，这既包括强弱双方自身的变化，也包括双方对比的变化。战斗之前，本来齐强鲁弱。但经过变化后，到双方格斗时，已变为鲁强齐弱。
其次，他懂得正确掌握时、空关节点的重要意义，恰到好处地选择了开始进击、或者说反击的最佳时机。战机的时效性最强，掌握当否，效果大不相同。过早，齐军战斗力尚未衰减到兵疲意沮程度；过迟，将陷于被动，无法发挥一鼓作气的威力。当然，曹刿在理论上并不一定自觉地认识到上述各点，但他在实践中却做到了。这对后来的军事理论有一定影响。“以逸待劳”“卷迹藏声”“蓄盈待竭”等原则，都从长勺之战中得到过启迪。齐桓公经过长勺、乘丘两次挫折后，改变了急于以武力求霸权的方针，完全接受了管仲提出的图霸战略。
经数年经营，齐国一方面不断深化国内的各项改革，增强战争潜力，一方面不断兼并附近小国，扩大统治区及军事实力。同时又争取与鲁结盟和与诸侯会盟，齐国威望日益增高。至周僖王二年(公元前年)攻宋时，不仅陈、曹等小国追随参加，周王也派大夫单伯会同三军参加，这等于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此后，齐桓公又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援助小国抗击戎、狄等军的入侵，以会盟手段，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齐国的霸主地位与控制范围，先后兼并了30多个小国，举行了九次大的会盟，被称为五霸之首。
齐桓公在位42年中，有记载的军事行动约20次。除长勺、乾时之战外，其中较大的军事行动有以下几次：公元前年，率兵北上援燕，击败了攻燕的山戎，并追击至燕北再败孤竹(河北卢龙)、令支(河北迁安)两小国，一年方归；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年)，狄攻邢(河北邢台)，齐与宋、曹军联合援邢，未至而邢军已溃，齐桓公帮邢迁于夷仪(山东聊城西南)，重建邢国；十九年(公元前年)，又率三国联军在楚丘(河南滑县东)筑城，帮助一年前被狄灭亡的卫国重建国家；二十年(公元前年)，齐桓公率宋、郑等八国联军击蔡、攻楚，败蔡后在陉(河南漯河东)与楚军相遇，双方都不愿冒险决战，在召陵(河南郾城东)会盟后各自撤军；周襄王三年(公元前年)，戎攻周都，次年管仲至周都调解，并于八年(公元前年)派军为周天子防守都城。
这时齐桓公的霸业达于顶峰。历史上赞扬他“尊王室，攘夷狄，继绝世，举废国”，主要指上述军事行动。
(公元前年)齐桓公病死，群子争立，齐国内乱，齐的霸业也随之结束。管仲为齐桓公设计的图霸蓝图，是一个建立在改革基础上的国家战略。基本思想是先内后外，即先求富国强兵，团结内部，再图向外发展，以武力建立霸权。他的战略性措施，在对内方面主要有二点。
其一，改革经济。他推行“与民分利”的政策。农业上，将公田转为分田，变集体耕作为个体经营；并据土质将田地划分等级，按比例将产品上交国家，“相地而衰征”；手工业上，将国营的冶铁、煮盐、采铜以及开发山林等生产让小奴隶主、平民独立经营，按比例征税；商业上，与农业并重，强调“通货积财”，大力开展市场经济，将齐国生产的盐等物资，运至内陆各国出售，换回铜、铁等金属，用以制造兵器及生产工具。
其二是改革政治，除实行专业分工的政策外，在任用官吏上，建立新的入才制度；各乡、属长官，要向国家举荐贤能及勇力出众的入才，有而不荐要受处分；还建立了监督制度，对属下无才能和不服从的人要向上级报告，有而不报也受处分。这种人才政策，已与西周分封、宗法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制有质的区别，开始向集权的政体转变。
其三是改革军事，如前所述，实行具有世兵制职业兵性质的兵役制度和地方行政组织与军队编组一致的军事体制。同时加强武器装备的制造，提高和军队的训练工作。通过改革，齐国军事力量逐渐增强。遂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开始向外扩展。管仲接受了郑庄公因与周作战而失去诸侯同情与支持的历史教训，提出尊王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
因为周王朝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政治体制，各国的诸侯和上地，均为周王所分封。尊王，必然尊重周王朝的宗法、封建制，这就意味着尊重各国的诸侯地位和疆域，不改变分封割据的大局而。所以东周王朝虽然已经衰微，周天子已经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但中、小诸侯们，为了自身的存在，仍然欢迎尊王这个口号，拥护和支持提倡尊王的大国诸侯。戎狄文化经济较中原各国落后，它们不断向文化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发展、掠夺，致使许多小国恐惶。小国无力以自己的力量抗击戌狄，周天子又无力领导各国组织抗击，因而这时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领导诸国共同抗击戎狄，谁就得到中、小国家的拥护。
总之，管仲的图霸战略及其对内、对外措施，基本上是符合当时中原的客观实际的，雄厚的军事实力，有限的战争和合乎时宜的政治口号，是齐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根本原因。
通过齐的图霸战略措施，可以看出，管仲军事思想中较前人最突出的一点发展，是他已经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管仲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战争观—一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影响战争胜败，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物质等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他认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人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才能进行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为兵之数，存乎聚财，”如果“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春秋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低，军队的武器装备也较为简单，战争规模又还小，所以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高，有粮食和冷兵器就可以进行战争。因而，管仲和当时的一切人们，对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也必然是狭隘而肤浅的，不可能与现代的观点相比。但在多年之前能有这种军事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还没有那一个有过如此明确、具体的阐述，这对中国古代战略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西周时战争的主要对手大多只有一个，进入春秋后，情况复杂得多。为开拓疆域或保存自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军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同时也是外交原则。这时，也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战略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