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首字母缩写PTSD，已经在美国成为很常见的字眼。（图片来源：《》杂志）
谈论“创伤”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过。然而，社会的开放性在带来好处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代价？本文作者杰西·辛格尔（JesseSingal）探讨了应对创伤的最佳方法。
年，大学一年级的第六周，凯蒂在一次兄弟会的聚会上被性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性，”现年23岁的凯蒂告诉我，“我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小镇上长大，父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以前甚至从未见过男人的裸体。”没过多久，当她回到一个兄弟会成员的房间后，又遭到了性骚扰。“我让他住手，但他并没有停下来，他的大概意思是：你应该庆幸我没有逼你和我发生关系。”
凯蒂的精神健康开始瓦解。“我开始在睡梦中大叫，无法入睡，会因为梦到非常具体的画面而惊醒，真的很恐怖。我情绪失控，喝了很多酒。”她解释说。最终，她在姐姐面前“全面崩溃”，蜷缩成一团，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当凯蒂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多么不稳定时，她开始看心理医生。起初，她觉得创伤太大，甚至不敢谈起发生了什么。
用她的话说，第一步就是“谈论如何谈论这件事”。她换了许多不同的治疗师，直到感觉自己可以坦诚地讲述这段经历。“我认为如果没有安全感，任何治疗都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步步来，”她说，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毫无希望，“就像面前有一堆石头，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你可以从顶上捡起一块，但下面还有这么大一堆。”
凯蒂开始意识到，克服创伤并不是简单地完成一系列步骤或在“待办事项清单”上打勾，而是与人建立“难以置信的联系”的过程。
“这是我从中真正学到的东西：我们与自己内心、与他人的联系是多么紧密，缺乏联系会如何阻碍你的生活能力，或者说任何生活的欲望。”
如果是在几十年前，凯蒂或许只能把自己的经历藏在心里。但在过去40年里，科学家们在了解创伤、治疗创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变化的根基是社会环境的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公开谈论创伤的耻辱感越来越少。在过去的时代，受害者的发声会引来尴尬的沉默、嘲笑甚至惩罚；现在则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首字母缩写PTSD，已经在美国成为很常见的字眼。
自年以来，谷歌上对这个词的搜索量几乎翻了两番，在这期间，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创伤也更少了。
人们愿意谈论创伤，愿意揭开一度笼罩在这个话题上的羞耻和尴尬的面纱，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潜在症状是“回避”，即希望远离可能引发症状的刺激。如果受害者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讨论创伤的地方，可能会更好地应对创伤。
然而，随着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心理学家们意识到，讨论创伤并不一定完全是有益的。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遭受创伤事件的人无需治疗或药物就能完全康复。
在某些情况下，反复谈论创伤甚至可能会加剧问题，而不是提供安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受害者会与自己的创伤过度“捆绑”，导致创伤经历成了他们生活的主心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创伤受害者谈论自身经历的方式，与他们是否谈论这些经历同样重要。
从军营中的禁忌到官方认证的精神问题
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和医疗机构都拒绝承认创伤后遗症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英国士兵回国后表现出今天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有些人会短暂迷失，以为自己回到了战场上；另一些人则被可怕的噩梦或幻觉折磨（英国战争诗人齐格弗里德·沙逊就写过“充斥着谋杀的梦”）。荷兰精神科医生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vanderKolk）在其关于创伤的著作《身体从未忘记》（TheBodyKeepstheScore）中指出，士兵们主要被诊断为两种病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的心血来潮。那些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的人有资格获得治疗和抚恤金，而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人则什么都得不到。
随着患者人数的增加，冲突双方的军队都发现自己的人数在减少。年，英国军队颁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在任何情况下，‘炮弹休克症’这一说法都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出现在任何团级报告、伤亡报告、医疗文件中。”于是，炮弹休克症变成了NYDN——“尚未诊断的神经症”。突然间，关于创伤及其症状的讨论被扼杀了。根据范德科尔克的说法，德国人的做法更加严厉——他们把炮弹休克症视为一种性格缺陷，用各种令人痛苦的治疗方法来纠正，包括电击疗法。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老兵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创伤经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不被接受的。“我们都来自同一支军队，都加入了同样的沉默的一代。”美国桂冠诗人、退伍军人卡尔·夏皮罗（KarlShapiro）说。“最伟大的一代”（指二战期间步入成年的美国人）中的男人们被要求成为沉默的一代——上世纪中期提倡的“男子气概”观念给表达痛苦留下了很小的空间。“战后，他们让百姓收养军犬，帮它们适应平民生活，”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美国陆军中尉奥迪·墨菲（AudieMurphy）说，“但他们立刻把士兵变回了平民，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情况直到越南战争时期才有所转变。美国老兵团体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正视回国老兵面临的折磨（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也助推了这场运动）。许多士兵报告，他们饱受记忆闪回、焦虑、失眠和其他心理症状的折磨，很难重新适应平民生活。一些人最终无家可归、吸毒成瘾，甚至更糟。以尼克松总统为代表的一些鹰派人物极力阻止人们充分认识到战争造成的创伤，认为这样会影响战争进程、损害主战派的声誉。
但最终，理性战胜了一切。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加入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式将其定义为一种精神健康问题，指“超出人类正常经历范围的心理创伤事件造成的后果”，这类事件包括近距离接触死亡、濒死体验、严重伤害和性暴力等。
科学家认为，当帮助我们识别和应对威胁的神经反应受到过度刺激时，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可能导致恶梦、侵入性记忆和对事件片段的突然闪回。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会引起强烈的身体反应，例如由回忆起最初创伤的刺激引发的恐慌发作。患者会在脑海中不停重复一段创伤性经历，产生被自己的神经系统“挟持”的感觉。来自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杰森·坎德（JasonKander）去年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在美国陆军担任情报官员、在阿富汗服役十多年后，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高度警惕”。在餐厅吃饭时，他总是在考虑有多少个出口，拟定4种不同的计划来应对突发状况。他说，自己“大约有12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大卫·莫里斯（DavidMorris）是战地记者、前海军陆战队员。一位心理分析家曾经告诉他，“创伤会破坏时间的结构”，使个体难以摆脱源头事件的拖累。正如他在《邪恶时刻》中写的那样：“在经历创伤之后，你可能会原地打转，发现自己被卷入一个漩涡，或者像个皮球一样从现在弹到过去，又从过去弹回现在。8月变成了6月，6月变成了12月。现在几点了？再猜一遍。在这个创伤宇宙中，物质的基本定律不再起作用：吊扇可以是直升机，汽车尾气可以是芥子气。”
谈论创伤经历会让人更难走出来？
过去的40年里，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更多公开讨论，推动了许多治疗方法的发展，这些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凯蒂发现其中有两种疗法对她特别有帮助。一种被称为“眼动脱敏与恢复”，要求患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创伤的来源上，同时按照治疗师的指示将眼睛向特定方向移动。对凯蒂来说，这种方法“效果出奇好”，尽管“很难解释发生了什么”。科学家们也尚未完全理解这种方法为什么会起作用。
凯蒂还发现，认知行为疗法（CBT）对她很有用。这有助于患者改变扭曲和消极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思维模式往往会加重他们的痛苦。对凯蒂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她对自身的罪责感上。“我怎么会这么笨呢？我怎么能想不到别人会伤害我呢？我一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我有问题才会吸引这种人。”她作了很大努力，让自己抛弃“整个世界都是混乱和邪恶”的想法。被性侵后，她意识到自己有时会像《蝙蝠侠》电影里的小丑那样说话：“‘世界是混乱的，人是坏的’——类似这种受到创伤后会发表的有点可笑的断言。”认知行为疗法让她体会到生活的细微之处。
但并不是所有常见的创伤治疗方法都那么有用。突发事件紧急晤谈（CISDS）就比较有争议。上世纪80年代，一位取得人类发展学博士学位的前消防员和护理人员发明了这种疗法。他观察到，紧急救援人员经常会默默忍受痛苦，而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美国许多地方的政府会在火灾或车祸等重大事故发生后72小时内通过私人公司组织紧急晤谈。参与者被召集到一个小组中，鼓励他们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讨论自己的感受，不要藏在心里。
许多参与者对这种小组评价是正面的，但年发表的一项总结了所有相关研究文献的荟萃分析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CISDS的人比那些接受其他治疗或根本不接受治疗的人出现了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但CISDS的拥护者并不认可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方法）。一些创伤研究者认为，让人们接触到其他人的症状，可能会干扰从创伤经历中自然恢复的过程。我采访过的一位紧急救援人员在犹他州一场可怕的巴士车祸现场工作后参加了CISDS，他告诉我，他发现其他人讲述的内容是如此陌生，他相信这些讨论阻碍了他的康复。
谈论创伤本身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通过引导人们将自己视为创伤患者，我们实际上可能增加了他们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
“自我效能感”应对创伤的关键因素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33名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心理学实验室，在MacBook（苹果笔记本电脑）上观看一段长达10分钟的令人不安的视频。视频中，一架摇晃的摄影机靠近高速公路旁一辆翻倒的灰色汽车。遍地都是车祸受害者，看不出哪些人活着，哪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显然是被暴力甩出车外的。在影片接近尾声时，镜头定格在一名死者圆睁的双目上。
这些学生正在参与一项由亚当·布朗（AdamBrown）领导的研究。布朗当时在纽约大学工作，现在已经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创伤与全球心理健康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在学期之初，每个学生都接受了一系列心理测试。在观看上述视频之前，一些学生被告知，心理测试结果显示他们是“非常擅长应对创伤”的人，能够迅速从创伤经历中恢复过来。另一些学生则被告知，他们应对创伤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在处理不利于自己和有压力的生活事件时缺乏控制力或信心”。
视频结束后，每个学生都被要求“闭上眼睛放松”3分钟。当他们睁开眼睛时，研究人员让他们估计一下，在这3分钟时间里，视频中的声音和画面侵入他们脑海的次数，以及视频带给他们的痛苦程度。“擅长应对创伤”的学生平均回忆起大约4.5次，并在10分制的评分表上给自己的痛苦程度打了5.65分。相比之下，“应对能力差”的人回忆的次数多达18次，他们的痛苦程度接近8分——这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其实，实验前对每个学生“创伤应对能力”的评估都是捏造的。只是告诉他们应对能力的高低，就能改变他们的反应。一些学生预想自己会回忆起车祸画面，结果真的不堪其扰。
学生们在离开之前就被告知了真相。然而，这似乎已经于事无补。实验结束24小时后，那些“应对能力差”的人仍然比“擅长应对”的人报告了更多次的创伤回忆和更高的痛苦水平，而且能更准确地回忆起视频中的可怕细节。在去年的一项后续研究中，布朗和他的同事们对另一组实验参与者进行了整整一周的跟踪调查，结果仍然是相似的。
布朗对“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这一概念很感兴趣。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掌控感，对自身影响力的信心，以及对驾驭人生经历的信心。布朗认为，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可能是每个人面对创伤反应各不相同的原因之一。布朗认为，某些创伤事件后的长期痛苦可能与“无助感”有关。“‘我觉得自己疯了，我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感受世界了，有些东西永远回不去了，这些问题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类型的自我评价可能会无意中加重症状，提高痛苦的程度，影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长期发展。”布朗说，一定要认识到：痛苦是正常的，要相信你最终会从中恢复，这可能是建立复原能力的关键。
自我效能感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暴露于创伤性事件后，有些人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人却没有。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60%的美国成年人曾经经历过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定的“创伤性事件”，比如殴打、强奸或严重事故等。然而，只有8%的男性和20%的女性发展出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在创伤性事件发生不久后，会出现至少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症状大多会自行消退。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研究人员对生活在世贸双塔周围7英里范围内的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有7.5%的人在袭击后8周内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年2月进行的一项跟踪调查发现，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2%左右。大约80％的明显病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考虑到研究人员跟踪调查的时间间隔不长，大多数人可能是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痊愈的。
相信“我命由我”就能提高克服创伤的能力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McNally）在《回忆创伤》（RememberingTrauma）一书中写道，大量证据表明，创伤性压力源只会在少数受害者身上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创伤经历在一个人心中的意义。比如，根植于心的政治信念保护了一些酷刑受害者。被土耳其当局逮捕并遭受酷刑的左翼活动人士所遭受的负面心理影响，比因普通刑事案件含冤入狱的人要少。研究人员就此得出结论：对政治事业的积极信念在这些人的心中创造了一片缓冲区，保护他们免受酷刑带来的严重心理后遗症。
在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是——“创伤的严重程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在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过程中，有一个复杂的认知因素网络在发挥作用，其中有些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过往精神健康问题、较低的智商、较高的神经敏感性（心理学家将其定义为一个人经历负面情绪的倾向）都会导致人们患上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当一个人曾经经历过不那么严重的创伤——比如轻微的交通事故或言语攻击后，在经历更大的创伤时，就更容易产生严重后遗症。
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智商或核心人格特质，但另一些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因素可能更具有可塑性，这也是布朗和其他研究者对“自我效能感”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他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有可能帮助人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人们对不良经历的必然反应，可以通过控制自己面对创伤时的反应方式——也就是提高自我效能感——来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
一些早期研究已经显示出希望。一个研究小组在阿姆斯特丹对一些因创伤性经历而受到心理问题困扰的难民进行了一项名为“7ROSES”的干预试验。不是直接
